经过千辛万苦，挑战者终于登上了权力宝座，此时，他还不能高枕无忧，为了保住权力，他需要强化自己的支持者联盟。聪明的领导人不会过分依赖那些助他上位的人，而应迅速采取行动清洗掉联盟中的某些人，替换成忠诚度更高的人。无论在商业组织、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对于新领导人而言，建立一个修正的联盟，都是同样迫切的任务。

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同国家领导人一样，面临着下台的风险，他们也需要在就职后调整公司内的致胜联盟，引进忠诚的支持者，踢掉未来的麻烦制造者。在公开上市的企业，对于首席执行官能否保住职位而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数极少的董事会。他与董事会成员的关系越紧密，任期就越长，而公司股价，这一股民最为在乎的因素，同首席执行官的个人利益关系并不大。下面，就看看惠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如何通过调整董事会成员来维护权力的。

1999年，外部人士卡莉·菲奥莉娜出任惠普的首席执行官。选择菲奥莉娜的董事会有14名成员，其中包括6名持有惠普大量股票的成员（这就意味着他们同公司股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显而易见，菲奥莉娜需要采取措施精简董事会，使之对自己更加忠诚。果然，2001年，董事会只剩下10名成员，卸任的4人中有3人都是持有大量股票的惠普内部人。随后，菲奥莉娜宣布了同康柏的并购案，并借机再次对董事会进行改组。新的董事会有11名成员，其中包括5名来自康柏公司的代表，很多同菲奥莉娜存有分歧的原董事都被赶走了。就这样，菲奥莉娜建立了一个同自己关系更加密切的致胜联盟，她对支持者的回报也是非常慷慨的，在她掌权的6年时间里，惠普的股价表现低劣，股息长期不变，而董事们的报酬却翻倍了。

当然，董事会中必然会包括持有公司大量股票的成员，同私人报酬相比，这些人的核心利益，更多的还是与公司股价息息相关，而惠普的股价却持续下跌，所以，当菲奥莉娜始终无法改善公司经营，也无法再通过更高的私人报酬安抚董事会中的惠普大股东时，她在2005年被迫辞职。董事会立即将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分开，分别由两人担任，为的是加强分权，避免遭到未来首席执行官不利做法的伤害。但没过多久，新任首席执行官马克·赫德又把两个职位收归己有，迅速改组了董事会，使自己大权在握。尽管惠普公司业绩辉煌，可赫德本人却在四年后因一起私人丑闻下台。“这就是政治的本质教训：归根结底，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显然，工作表现好并不代表能够获得政治生存。

2．独裁者的统治手腕

正如在商业组织中，领导人优异的工作表现并不足以确保其维持权力，在独裁国家，统治能否稳固与好的治理也毫无关系。事实上，独裁者只关心对领导人有利的东西，不会关心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致胜联盟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忠诚，忠诚，忠诚。独裁者上位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除掉身边那些有能力、有野心的支持者，换上自己能够信赖的人。

所以，萨达姆·侯赛因上台后，在伊拉克处决了约450名执政党领导人，这些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人才。罗伯特·穆加贝在当选津巴布韦总统后，也很快清除了他曾经的合作者和支持者。这些独裁者确保自己牢固掌权的方式，是确保致胜联盟处于失衡状态。也就是说，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使他们的忠诚收买可得，同时又让联盟里的人意识到，一旦“他们的可靠度存疑”，外面还有大把的人可以取代他们。

民主领导人通过选举上台，但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利用一切制度上的漏洞，使用很多合法的手段和策略来确保选举胜利与持续掌权。包括：

（1）鼓励额外竞争者。在多党制国家，很多小党的存在是为了瓜分主要的反对党选票，从而减少本党胜选所需要的最低票数，那么，获胜也就变得更容易了。比如，在坦桑尼亚，有17个政党定期参与选举，这使得坦桑尼亚革命党只需要在半数议会选区里比得票数第二的政党多一票就能够赢得选举。其结果是，坦桑尼亚革命党在多数选区的得票率连10％都不够，却能连续执政多年。

（2）为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群指定席位。这一政策表面上是为了赋予少数族群权利，实际则是为了减少保住权位所需要的关键支持者的数量。在两党制议会制度下，假设把10％的席位拿出来由一个在地理分布上比较集中的特定族群选举产生，通过重点经营这个选区，政党可以将胜选所需的票数减少12％。

（3）集团投票。这指的是在某些同质性很强的社区，居民投票会受到地方权威或实力人物的左右，这是在很多新生民主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集团投票表面上采取民主的制度形式”，但实际上权力集中在少数关键人物手中，这就有利于参选人使用奖赏或惩罚的手段来引导选票的流向。

（4）重划选区。重新划定选民范围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尤其当在位者败选的风险增大时，他很可能会利用权力将选区调整为有利于自己的格局。

领导人掌权后会对助他上台的致胜联盟进行重新洗牌，清除一些潜在的威胁，替换成更可靠和更便宜的支持者。但不管如何改组这个同盟，除非他能够回报他们，否则他们不会永远保持忠诚。所以“知道钱在哪里”——控制现金流，对于独裁者而言，至关重要。民主国家通常具有相对透明和清晰的财政状况，领导人更迭不会对资金流有太大影响，领导人本身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获取收入从而喂饱致胜联盟的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

1．税收

领导人普遍采用征税的方式来筹措收入，如果可能，他们总是想提高税收，但是征税常常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1）税负过重将削弱人们的工作意愿；（2）支持者本身也要承受这些税收；（3）收税要有专业知识和资源，这构成了收税的成本。

经济学家用“饼”来比喻税收和经济活动。当税率较低时，人民乐意工作把饼做大，但政府只拿到小小的一块。当税率提高时，政府虽然能分到更大的比重，但是人们不再辛勤工作，整张饼变小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理想的税率，使政府能够从征税行为中获得最大收入。这个理想的税率“取决于致胜联盟的确切规模”，一般而言，致胜联盟的规模越大，国家的税率越低。换句话说，民主国家（意味着致胜联盟的规模较大）的税率通常较低，因为领导者必须取悦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

在独裁国家，税收在为独裁者制造忠诚方面作用很大。征税为独裁者收买致胜联盟成员提供了充足的金钱，这相当于从联盟以外的穷人那里向联盟内部进行财富再分配。独裁国家的税负通常很重，而且有时还会采取私人化征税（即雇佣包税人代为收税，并允许其截留部分税收进行自我回报）的方式来横征暴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会“通过征税把财富从反对者向支持者进行再分配”，只不过因为支持者的数量很大，税率仍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2．资源开采

由于征税太重可能造成人民怠工，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直接通过开采石油、天然气、钻石等自然资源来获取巨额财富。开采资源的收入全部归属国库，而开采工作往往被外国公司承包，同当地人无关。所以自然资源在独裁国家常常是领导人的美梦和人民的噩梦。

“资源诅咒”就用来指代这种现象，即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往往系统性地落后于资源稀缺国家。比如，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差，人民生活困苦，内战频繁，政治制度更具有独裁性质。尼日利亚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1970年到2000年，该国累计获得35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却反而从1970年的36％上升到2000年的70％。

“资源诅咒”使独裁者有充足的财力来回报支持者，并为自己聚集起庞大的财富，而联盟之外的人则处于贫困、无知和散漫的状态，这也是独裁者所乐于见到的局面。破解“资源诅咒”的最简单方式，就是迫使独裁国家主要依赖税收来获得收入，这将使独裁者不得不采取自由化的政策来鼓励人们从事生产。

3．借债

借钱也是领导人乐意使用的方法，不管在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政府都是肆意的花钱者和借钱者，只不过在独裁国家，借钱会更加地肆无忌惮和变本加厉。因为致胜联盟的规模越小，他们从借债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大，政府借钱的欲望也就越高。

目前，国际社会常常采用债务减免的政策，以减轻负债国人民的负担。实际上，这种政策的效果并不好。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是“迫使领导人实施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对独裁国家债务的减免却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巩固了独裁者的权位，使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事实上，在获得债务减免之后不久，很多国家的债务就开始重新攀升。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虽然也喜欢借债，但相对来说，会倾向于维持一个较低的债务水平。

政府财政充裕后，领导人以三种方式花钱：提供公共产品、为致胜联盟成员提供私人好处、自由裁量剩下的收入。

在夺取政权、改组致胜联盟、找到收入来源后，领导者需要做的就是分配财富来回报和稳定致胜联盟，以及为确保可相互替代者（名义选择人集团）不起来造反而提供刚好足够的支出。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领导者为了保持权力，都必须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只不过致胜联盟的规模大小，决定了资源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分配的不同比重。

1．独裁国家的公共物品

独裁国家中的致胜联盟通常很小，这决定了独裁者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满足少数致胜联盟成员的私人利益。即便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其目的也是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条件去从事生产并纳税。

独裁国家（致胜联盟较小）通常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初等教育，数学和科学是其中最棒的学科；劳动者能得到较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但婴幼儿的死亡率高，健康水平差；国内饮用水的清洁程度很低，与水有关的疾病常常夺走大量老人和孩子等非劳动者的生命；国家的基础设施质量低劣，公路很少，但首都通往机场的公路往往笔直而平坦；电网水坝等公共物品在独裁国家往往具有私人利益的属性，并为私人带来巨额回报；自由极其匮乏。

2．民主国家的公共物品

民主国家依赖一个大型的支持者联盟，领导人为了“满足自己持续掌权的欲望”，就必须满足大型联盟的愿望，这就要求政府提供完善而良好的公共物品，“倾听选民的声音，回应选民的期望”。

在民主国家（致胜联盟较大），每个人都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顶尖大学比较集中；婴幼儿的死亡率很低，孩子和老人不会被排除在医保体系之外；每个人都能享用高质量的饮用水；基础设施比较健全，具有更多公共福利的属性。人民表达愿望的自由，以及要求未获满足而表达不满的自由都十分充分。

3．自然灾害与统治形式

地震、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后果，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统治者如何分配资源，以及人民的自由权利如何影响分配决策。

智利和伊朗在遭遇地震之后的不同结果表明，拥有大型致胜联盟的民主国家在拯救生命方面会做得更好，因为领导人明白，如果不能保护普通国民，他们将被能做到这些的其他人所取代。

当政府依赖于大量的关键支持者时，他们必须分配政府资源，提供有价值的公共物品，提升公众的福利。在小联盟体制下，情况则相反。这并非源于领导人品德上的差异，因为他们的不同行为都回答了同一个问题：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才能达到维护自己政治生存的目的。

本章讲述领导人对收入进行支配的另外两种方式：对致胜联盟的私人回报，以及自由裁量剩下的资金。

当不可或缺者集团（致胜联盟）的规模很大时，领导人给联盟的回报会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出现，但随着集团规模变小，以私人好处的形式来分配资源才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权力和腐败总是如影随形，权力导致腐败，腐败也导致权力。毫无疑问，独裁国家的总体腐败情况比民主国家要严重得多。在小联盟的独裁国家，独裁者、不可或缺者（致胜联盟）和有影响者（实际选择人集团）的富有程度令人咋舌，与此同时，人民却生活困苦，“甚至处于死亡边缘”。

1．大联盟国家的私人物品

最严重的腐败确实存在于“非自由的、依赖小联盟的政权”。但这不等于说依赖大联盟就能使政府免于腐败。事实上，依赖大联盟的国家由于经济表现成功，政府往往可以获得数量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只不过由于支持者众多，每个支持者能够分到的个人利益在价值上很小，不足以达到收买的目的。

比如，规模相当的两个国家：土耳其与伊朗。土耳其是一个依赖大联盟的向成熟、民主转型的国家，伊朗则是依赖小联盟的专制国家。尽管伊朗的税率更高，但土耳其政府的收入蛋糕却更大，因此，土耳其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更多。可是，由于致胜联盟的人数差别大，在同样的假定条件下，伊朗的联盟成员平均每人能得到5万美元的私人报酬，在土耳其则只有250美元。很明显，“在大联盟环境下指使支持者去做真正肮脏的勾当要比在小联盟环境下困难得多”。

所以在民主国家，相比于赤裸裸的贿赂，私人回报更多的是以扭曲的公共政策形式出现。尽管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帜，但这些政策就是为了收买政治支持。比如，美国的共和党候选人往往主张政府对癌症、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老年病的医学研究提供支持，正是因为共和党的核心支持者是比较富裕的人群，这些人更有可能患上此类病症。民主党往往主张累进税、加强职业培训和失业保险等政策，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核心支持者——中低收入者的要求。

2．小联盟体制的私人物品

在小联盟国家，回报和收买联盟成员的方式往往是纵容腐败。因为它既能给予支持者以丰厚的利益，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政府来支付高额的薪水，还能保证当这些人不再忠诚时，可以很方便地使其“失去特权并被检控”。在俄罗斯，警察的工资很低，收买忠诚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由腐败的空间”，所以，受贿是俄罗斯警界的普遍现象。2010年，一位试图自揭家丑的警官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虽然赢得了人民的赞许，却被政府解职和报复。

近年来，丑闻频发的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组织，都属于小联盟体制。奥运会的主办权由115名奥委会委员决定，世界杯的主办地则是由24位成员组成的国际足联执行委员会决定。媒体调查表明，奥委会官员每一票的价码大概在10万到20万美元之间，世界杯主办地的贿赂金额则是每票80万美元，其比例正好同联盟人数的比例相接近。看来，只要这种组织机制不变，选票收买和贪腐行为就将一直存在。

公开上市的企业也是由一个小的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集团）、较小的有影响者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以及无数可相互替代者（名义选择人集团）构成。这意味着，公司领导人“必须为由核心支持者组成的小联盟提供大量私人物品，才能生存下来”。所以，即便经济萧条、股价滑落，华尔街为小联盟成员派发的奖金和红利仍然高得离谱，就是这个道理。

3．可供自由裁量的钱怎么花？

对于那些剩下来可以自由裁量的钱，领导人应该怎么花？有两个答案：藏到自己的秘密账户，或者为人民谋福利。

在小联盟国家，由于需要收买的人极少，领导人能剩下大量的钱自由支配。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扎伊尔的蒙博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等人，都在执政期间为自己和家族聚敛了巨额财富。

也有一些心存善意的领导人，拿出可供自由裁量的钱去帮助人民，但效果未必如意。如，赫鲁晓夫提出的农业计划的出发点是改善人民生活，实施过程却是一场灾难。因为没有大型联盟的问责以及各种自由权的问责，小联盟的统治者即便热衷于为人民谋福祉，也只会想当然地去做他和参谋们自以为是对人民最好的事。

做得最好的，莫过于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他不曾将钱转到自己的秘密账户，也不过奢华的生活，而是使用对政府收入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成功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对于如何减少腐败这一问题，通常的回答是增加立法，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事实上，这些手段往往不会奏效，反而使情况更糟。“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致胜联盟规模的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

民主领导人由于受到大联盟的约束，必须不断“寻找更好的政策解决方案来回报数量庞大的支持者”，然而，这些国内的限制却会迫使他们像魔鬼一样“无情地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对外援助正是如此。不要以为对外援助都是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人民的善良救助，其实，这背后同样是政治的逻辑在起作用。

1．为什么提供援助？

援助国往往是比较富裕的民主国家，受援国常常是经济落后的小联盟国家。对外援助的基础，是双方都有对方看重并且能够给予的东西。民主领导人需要的，是能满足本国致胜联盟成员要求的相关政策，独裁者则需要现金来支付他的核心支持者联盟。

比如，美国曾为利比里亚的独裁者多伊军士（参见第二章）提供了平均每年5000万美元的援助，“以换取他的反苏立场”。这些钱没有用在人民身上，而是被多伊及其党羽侵吞。随着冷战结束，多伊政府已经拿不出什么美国选民所需要的东西了，于是，美国政府取消了援助。

正因为各取所需，所以，受援国往往在以政策让步换取金钱援助的同时，小心翼翼地确保援助的理由始终存在。2009年，美国为了改变巴基斯坦在打击塔利班武装时的敷衍行为，将援助金额提升了三倍。接受援助后，巴基斯坦在境内“大大加强了对武装分子的追剿”，很快抓获了塔利班二号人物，但是，“他们很小心地不把塔利班威胁完全清除掉”，以确保美国的金援不会终止。

从总额来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援外国家”，但其援外资金占经济规模的比重并不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援外资金超过了其经济产出的1％”，比重更大。分析表明，“看上去慷慨无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外援助”更多也是为了换取有利政策，如，受援国在“贸易方面的让步和采取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2．提供多少援助？援助的金额取决于两方面：

第一，受援国致胜联盟规模的大小。受援国国内的联盟规模越大，领导人需要补偿的人数就越多，在“援助换政策”的谈判中，就越不愿意轻易做出让步，从而争取到更多金额的援助，但由于价格太高，援助国向其收买政策让步的可能性又随之降低了。所以，“向一个民主国家收买政策的代价很高”，但可能性较低。与此相反，“贫穷的独裁国家最有可能得到外国援助”，但金额不会很大，因为小规模的致胜联盟会被很便宜地收买。

第二，相关政策对于援助国的重要性。问题越重要，援助国就越愿意拿出高额的资金以换取有利政策。1979年，美国极力促成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埃及承认以色列，与以色列结束敌对关系。美国其实长期支持以色列一方，但由于美国经济严重依赖石油进口，为了避免油价飙升对经济造成的损害，美国愿意促使埃及与以色列修好，维系该地区局势稳定，避免石油危机再次发生。因为，“在埃及国内，承认以色列是一项极其不得人心的政策转变”，所以美国不得不为埃及提供巨额的经济援助来进行补偿。但和平协议签署30多年来，埃及人民的反以情绪依然强烈，伴随埃及政府民主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和平政策面临着改变的可能。由于埃以和平对美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美国恐怕不得不付出比穆巴拉克独裁统治时期更高的价钱才能阻止埃及改变政策。

3．援助的结果是什么？

“外国援助已被证明在减轻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无效的”。事实上，“把援助用来换取政策妥协，在目的性和数量上远远超过用于减轻贫困和缓解苦难”。即便是真正的灾区救援物资，受援国政府也会加以侵占，或者雁过拔毛，或者挪作他用。1972年，埃塞俄比亚财政部长公开要求，外国援助机构在运送救灾物资时须缴纳高额关税。面对质疑，他理直气壮地说：“难道你们想让我们的皇帝从外援中一无所得吗？”美国在2001年至2008年间，为巴基斯坦提供了6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但大概只有5亿美元到达军方手中。

不要以为“援助者被蒙蔽”，事实上，援助国对于援助的实际结果清楚得很，只不过为了本国利益，只要能在外交、军事或经济等领域获得受援国的支持，这些民主国家很乐意对援助中的盗用和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外援助是一场交易，这个交易有自己的逻辑。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使受援国摆脱悲惨境地，而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换句话说，援助国为受援国提供资金以换取有利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满足援助国本国选民的愿望，提升他们的福祉。

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确实推动了欧洲的复兴，但这一成功很难复制。在有善治的地方，援助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在独裁国家，“受援国政府能够非常老道地把援助资金转化为他们想要的那种回报”。总体上，政府间的援助“只会帮助独裁者巩固权力和钳制自由”，这导致了受援国更少的自由、更少的民主、更少的财富和更多的苦难。

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促进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基本必需品方面获得了一些成功，但这些项目能够得以推进，实际上正是因为它符合独裁国家维护独裁统治的需要。而且，很多援助方式根本不切合受援国的实际需求，反而产生了负面效果。

4．对策

应该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通过评估受援国的比较优势，进行有针对性的援助。比如，“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恐怕要远远好于当前一些目标不明、高度官僚化的援助项目。

为了使对外援助奏效，应该从受援国领导人的角度来寻找有效的激励因素。比如，国家间援助就可以考虑“报酬托管”的模式，美国对于巴基斯坦的援助，应该将钱托管给第三方，直到目标达成时再付钱。无数案例表明，“民主领导人青睐顺服的外国政权甚于民主政权”，只要对外援助能够换来讨本国选民喜欢的政策，他不会在乎受援国内部状况有多糟。有鉴于此，除非我们人民真正重视落后国家的发展和愿意为此做出有意义的牺牲，否则，对外援助不会获得真正的成功。八、反叛中的人民

尽管处理好同致胜联盟的关系对于领导者的生存而言最为重要，但当人民终于忍无可忍走上街头时，领导者的统治也会由此处于危机之中。

1．反抗的契机

人民为什么会突然群起反抗政府？这需要社会心理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上，人们认为值得为改变糟糕的生活状态而付出革命的代价。这需要导火索：一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一次未曾预料的权力更迭危机，一场将国家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经济危机，一场统治者错误估计形势而贸然推动的选举，甚至邻国抗议行动引发的传染效应，都有可能向抗议者发出战斗的号角。

例如，1989年9月，一场里氏8.1级的大地震给墨西哥城带来严重破坏，伤亡人数众多。但是，墨西哥政府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救灾举措，“人民被迫自我救援”，搜寻幸存者，建立难民营。很快，难民营发挥了促成自由集会的意外作用，“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也随之兴起，最终推动了墨西哥的民主化进程。

2．失败的反抗

面对抗议活动，独裁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应对革命的威胁：他可以顺势提升民主、扩大自由，改善人民的待遇；他也可以加强专制独裁，扼杀变革的希望。决定何去何从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军队的效忠程度。很多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从法国大革命到苏东巨变，乃至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其成功都缘于政权的核心支持者不愿在关键时刻镇压人民。因为，此时领导人再也无力给予支持者丰厚的回报。

但是，如果独裁者有钱，情况就不同了。在危机时刻，那些自然资源或外国援助源源不断的国家，很容易收买致胜联盟，继续支持自己，镇压反抗。缅甸南部在2008年经历了超强飓风的袭击，仅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就高达13.8万人，人民流离失所，而国际上的救灾物资却被缅甸军政府私吞。一直以来，缅甸军政府想尽办法让人民保持贫穷、孤立和无知。虽然人民的境况悲惨，虽然引发抗议的导火线时不时会出现，但最终，人民的反抗全部被军政府暴力镇压。因为缅甸是天然气、硬木、宝石和黄金等自然资源的出口大国，军政府的领导人丹瑞将军可以不依赖人民的劳动而获得大量财富，并以此收买军队的忠诚，确保自己掌权。

如果国家的政治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即始终由小联盟维持统治），很多抗议和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政权取代另一个而已。在危机下，由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等政治组织，同白人政权达成协议，津巴布韦走上了通往民主的道路。而一旦穆加贝的权力足够稳固，他便依靠小联盟的支持，逆转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把津巴布韦变成一个腐败、寻租、低效的国家，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

3．成功的反抗

在民主国家，抗议相对便宜和简单。人民有集会的自由，也有方便的协调组织手段。如果人数足够多，抗议活动足够久，往往能够促成政策改变或领导人下台。不少观察家认为，正是小布什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时表现得缺乏领导力和救援失当，导致了共和党在2006年中期选举乃至2008年总统大选的失利。

“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旨在推翻政府制度的反叛行为极其罕见”。在独裁国家则不同，抗议活动往往意味着“摧毁政府的整套制度，改变人民被统治的方式”。历史上有一些革命不仅推翻了旧政权，还成功建立起与民为善的民主政府，或者出现了面对革命形势主动寻求妥协的领导人。这些成功的反抗也都有其合理的政治逻辑。

一种情况是，“领导人本身就是在大联盟的支持下上台的”，比如，美国的华盛顿、南非的曼德拉和印度的尼赫鲁。当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时，人们更认同自己所在的州而不是国家。他需要得到十三个州政府的广泛支持，就必须做大联盟领导人需要做的事——提供大量的公共物品而非私人好处。

"Broadcasting: Intent { act=clipper.get }Broadcast completed: result=-1, data="另一种情况是，在那些缺乏自然资源，主要依靠人民劳动来获取财政收入的国家，领导者要生存下去，为了得到钱，他只能逐步实行政治开放和赋予人民权利的政策。加纳领导人罗林斯就是不得已才走上民主道路的。他在经济崩溃的危险局势下，审时度势地进行了政治与经济改革，成功地避免了革命，逐步将加纳建设成为充满经济活力的民主国家。

可见，对独裁者而言，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那么，当独裁国家面临经济崩溃，人民的抗议活动即将爆发之际，国际组织的合理应对之策，就是不要减免该国债务，不要对其施加援助，要让独裁政权接受真正风险的考验，给民主变革创造一个机会窗口。

九、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德国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天生就是政治性的”，而“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生存”，所以要透彻理解战争，最好还是摆脱国家利益、国际均势之类的宏大背景，将其置于名义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1．六日战争的启示

六日战争发生在1967年6月5日到10日，是叙利亚、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组成的36万人联军，同只有75000人兵力的以色列之间的一场重要战争。战争的结果出人意料，以色列轻而易举地打败对手，摧毁了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并夺取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等众多战略要地。只有从政治生存的角度，才能很好地理解这场战争的成败。

参战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国内都属于由小型致胜联盟主导的政治格局。而以色列，则是民主国家，或者说是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正是致胜联盟规模的不同，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

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让多数人满意，这意味着民主领导人在战争中必须考虑士兵的安全问题，所以必须拿出很多军费，用更先进的装备来保护士兵，用更多的技术投入来训练士兵。“给我们的士兵最好的，这是民主的要求”。而在小联盟国家，很自然，领导者主要将钱用于提供私人报偿，以获得军队将领们的忠诚，实际上并不关心普通士兵在战场上的安危。“独裁者不愿将资源浪费在战场上”，他们通常把装备极其简陋的武装人员送上战场，留下最好的精英部队来保卫自己，粉碎国内的反对派。因此，以色列军队无论装备的现代化还是士兵的素质都大大好于阿拉伯国家。统计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花在士兵身上的人均开支明显高于阿拉伯国家。一个士兵生命的价值在大联盟和小联盟体制下有巨大差别。

民主国家一旦选择了战争，整个国家会空前团结并志在必胜，因为战争的成败事关每个国民的利益。在以色列，每个人都参与战争。而独裁国家的人民，普遍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在阿拉伯国家，只有军队参战，“很多人直到战争结束才发现刚发生过战争”。

很明显，六日战争表明，在战争投入、士兵素质、军队士气、国民团结等方面，大联盟国家和小联盟国家有很大区别，正是这些区别使得民主的以色列以最快的速度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2．为生存而战

在某个层面上，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是为了同一目标而战：保住权位，或者说自己的政治生存。大联盟和小联盟的不同政治格局，则决定了他们为了维持权力，只能选择不同的道路。

民主国家不会轻易发动战争。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需要考虑广大支持者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利益，只有当胜券在握，并且从外敌那里得到政策让步的其他手段都失败了的情况下才会诉诸战争，否则一定会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只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即便胜算不大也会为了追求土地和财富而贸然进行一场战争，更何况战争为领导者筹集资源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而这些资源如何分配，全取决于领导者及其致胜联盟的喜好。如果战争过程不顺利，民主领导人会想尽办法，“加倍努力去赢得战争”，以维护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军事胜利有助于民主领导人保住权力”，军事失败则肯定会导致他下台。而独裁者只要保有资源，通常不会因军事失败而丧失权位。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在战争过程中，一旦发现资源不足，进展不顺，便很容易放弃，因为只要照顾好致胜联盟的利益，战场上的失利并不影响他在国内的领导地位，而假如他以牺牲党羽的利益为代价去全力以赴作战，实际上反而增加了自己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可能性。比如，一战时期，奥地利和俄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在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军费开支始终保持平稳。而英法这两个民主国家却一直持续增加军费直到最终胜利。民主国家这种尽全力取胜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貌似弱小的民主国家经常打败貌似强大的独裁国家”。

3．揭开民主国家的面具

不要天真地以为民主国家那么美好。对民主领导人而言，战争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达到对外援助想要达到的目标。对外援助是用金钱收买受援国的政策让步，战争则是强加政策让步。这些政策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主领导人国内支持者的利益，从来不管对受援国或战败国可能造成何种伤害。比如，鸦片战争，就是因为英国希望向中国出售鸦片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当和平方式无法奏效时，便动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

“民主领导人宣称渴望推广民主”。实际上，战败国的“民主化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民主化意味着致胜联盟的扩大，这势必会带给该战败国领导人更大的压力，使其逐渐推行本国人民喜欢的政策而非操纵国人民喜欢的政策。所以，民主国家在取得战争胜利后，更喜欢在战败国扶植一位顺从的傀儡。“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斥着这样的例子”，它常常或明或暗地破坏战败国的民主发展，“因为民主会催生反美政策”。当然，假如民主国家人民的利益同战败国人民的利益一致，特别是存在一个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民主国家也愿意推动战败国的民主化进程，比较典型的，如战后的联邦德国、日本和韩国。

“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不等于它们多么爱好和平。“与其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开战”，“不如说民主大国专挑弱小国家下手”，不论对方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所以，如果有利益需求，美国也会进攻一些实力薄弱的民主国家，如，1965年，约翰逊政府出兵推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民选总统。“历史上民主国家进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行为”，对手都是无力保卫自己的弱国。

归根结底，战争同所有政治一样，只是关于保住权位和控制更多资源而已。在描述和揭示了政治法则在这个世界上的种种表现和教训后，我们最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么办？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1．解决问题的法则

谨记一个原则：“永远不要让对完美的追求阻碍我们做出小的改善”。我们要做的，是真正解决问题，而非提出一个圆满无瑕的方案。所以，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不同成员的核心需求以及不同的变革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利益。

人民大众，“无论是属于选择人集团还是完全没有投票权的人”，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最佳机会来自于可相互替代者集团（名义选择人集团）、有影响者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的规模都逐渐变大。因为如此一来，他们成为其中一员的机会也就变大了，而且，即使仍然被排除在致胜联盟之外，“他们也能从这种统治形式产生的丰富的公共物品中获益”。

就变革的真正发生而言，致胜联盟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该联盟的成员才是能让变革发生的人。领导人与致胜联盟成员的共同偏好都是维持一个小联盟。因为，致胜联盟的规模越小，领导人需要收买的人就越少，而幸存其间的成员就能得到更大的财富。显然，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但是，当面临被清洗的风险时，致胜联盟成员的态度会发生变化。这些人会赞同扩大自己的集团，拿特权去交换未来的安全。伴随联盟规模的持续扩张，联盟成员获得的报酬会逐渐减少，因为私人回报的份额被新加入者所稀释，但同时，他们损失的部分也会由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和一个更具生产力水平的社会来补偿。随着联盟扩张程度越来越大，私人回报的损失率不断下降，社会性补偿则越来越多，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此后，联盟成员会真心支持更多新成员的加入。这时候，领导人与致胜联盟的矛盾产生了，因为领导人还是倾向于保持小联盟。

甚至当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时，领导人都有可能认为，改革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最佳出路，从而主动考虑扩大支持者联盟，推动经济的自由化转型。比如，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比他在大陆时要成功得多，因为台湾是一个人口很少、资源有限的小岛，如果不推行成功的经济政策，蒋介石就没有足够的财富去回报自己的支持者。正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逐渐扩大了致胜联盟的规模，台湾也由此走上民主化道路。

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就是，做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事。于是，领导人除非面临根本的生存危机，否则不会主动扩大联盟规模；人民大众迫切需要民主化；对于致胜联盟成员而言，联盟缩小，他们就有可能被清洗出局，联盟变大，他们的特权又会因此而缩小，但无论如何，缩小特权也比被清洗出去好。因此，在两种情况下，联盟成员愿意同人民大众合作，推动联盟的扩大：一种情况是领导人刚刚上台，另一种情况是领导人的执政末期。因为此时，致胜联盟面临被调整的可能，联盟成员难以确信自己将来能继续留在联盟内。毫无疑问，这就是改革最有可能发生的时间点。好的改革会扩大联盟规模，意味着联盟成员有可能会被新领导人留在联盟内。

2．如何改善商业组织

如何才能让一家上市公司更好地服务于股民的利益？答案就是，尽量扩大致胜联盟的规模，增加广大小股东对于公司重大决策的影响力。这是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如今，网络时代为联系和组织小股东提供了可能。假设存在一个由股民控制的网站，使参与者能够自由交流有关共同持股的某家公司的看法。有了这个平台，公司董事会将真正可以由广大股民选举产生。果能如此，董事会将像任何领导集团一样，必须对他们的选民大联盟做出回应。所以，把互联网当成一个扩大联盟规模的手段，这样的设想有可能让商业世界运行得更好。

3．矫治民主国家的问题

民主国家的治理也可以按照相同的思路进行改善，那就是继续扩大可相互替代者集团（名义选择人集团）、有影响者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的规模。对美国历史上各州的致胜联盟人数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研究表明，虽然美国各州具有相同的统治规则，都属于大联盟结构，但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不同，依然造成联盟规模的细微差别。而各州政治体系的竞争力和经济社会的活力通常同联盟规模的大小直接对应，联盟更大的州，明显表现更好。

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推进民主国家的完善：

一方面是，矫正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虽然民主国家遵守一人一票的原则，但执政党往往会对选区进行有利于本党候选人胜选的划分。拿美国来说，各州的立法机关在设计选区时，会想方设法使本党在选区具有支持者占多数的优势，“这是国家治理上的重大倒错”，简直变成了由州立法者组成的小联盟来挑选选民，而非广大选民挑选国会代表！然而，改变不公正选区划分的矫正机会十年才有一次。矫正选区划分的方法，应该遵循如下原则：选区疆界不能被操控用于选择或排除特定人群，应该“反映基本的地理原则和地形的天然限制”，比如大的河流或山脉。比较好的办法是，把选区划分工作交给计算机程序员或精通数学的政治科学家，由他们“制定适用于所有选区的普遍规则”。

另一方面是，进行投票权改革。由于民主国家致胜联盟的规模同拥有投票权的人数存在一定的关系，降低公民投票的限制门槛，尽量扩大名义选择人集团（可相互替代者集团）和实际选择人集团（有影响者集团），也就意味着致胜联盟的扩大。比如，移民政策方面，应该继续增加移民的准入机会和权利，而不是减少。因为公民权相对容易获得这一情况，会产生一个有助于改善国家治理的扩大的致胜联盟。另外，对美国而言，废除总统大选中已经过时的选举人团制度，也非常必要，因为这一制度存在着候选人赢得多数普选票却不能当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这是对一人一票原则的违背。

4．独裁国家的变革援助落后国家建设覆盖全国的无线互联网，“为穷人提供移动通讯设备”，将产生对双方的领导人和双方人民都有好处的“四赢的结果”。即便是那类出于安全方面考虑而换取政策让步的援助，也可以“将援助资金托管给独立第三方机构”，只有当受援国达到了援助协议中清晰写明的标准时，援助资金才会到位。

其实，最难改变的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君主制或独裁制国家。建议联合国制定可行的实施计划，“鼓励面临革命的独裁者向人民和平移交权力”。比如，以他们的下台来换取政治特赦，甚至允许他们保留部分不义之财来安度余生，这是为了“给独裁者一个放弃的理由而不是负隅顽抗”。另外，英国王室在历史上逐渐放弃政治权力的明智选择表明，“从独裁君主转型为极度富有的立宪君主”，“是沙特阿拉伯王室、约旦王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王室更应该考虑的选项”。

5．根本之道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存在一个天然的有关统治的规则支配着政治，我们必须在这个政治规律的框架内找到更好的行动途径。既然几乎所有的政治生活都围绕着可相互替代者集团（名义选择人集团）、有影响者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这三个维度的规模展开，那么“把它们的规模全部扩大”，“并且可相互替代者集团的扩张速度”不要快于致胜联盟，那么，“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当然，“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会得到完美的实施”。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会影响对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民主国家的人民时常指责他们的领导人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他们往往没有想到，民主领导人在国外推行的那些“有缺陷”的政策，恰恰是为了满足国内选民的要求。事实上，“在海外促进民主改革与保护国内人民的福利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所以，民主国家的人民也需要反思自己。

我们对未来始终怀有希望：“每一个依赖小联盟的政府和组织最终都会将自身的生产力和创业精神消磨殆尽，在自身的腐败和低效能的重压之下面对崩溃的风险。当那些关键性的机会时点出现，当劣政的重压将独裁者困住，一些简单的变革就将改变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