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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我们总能看到有关狡诈的政客、贪婪的CEO和虚伪的组织领导人的各种新闻报道，这些令人愤慨和沮丧的消息常常引发我们的困惑：为什么很多独裁者能够长久掌权？为什么那些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的国家却只能维持现状？为什么经营失败的公司高管们依旧拿到丰厚的报酬，而股民却要因此输个精光？各种报道和分析都把这些恶行归咎于那些身居高位而犯错的坏人和无赖，但事实上，我们不能仅用善恶的品性来下结论，而应该理性分析各种事实背后的深层逻辑，找出政治世界中支配人们行为的真正规则。

先来看一个发生在美国加州贝尔小城的故事，这个有关市政管理者巧取豪夺的案例，其实正是今天政治和商业社会种种乱象的一个缩影。

贝尔市位于洛杉矶周边，居民仅有36000人左右，是一座人均收入低于加州和全美平均水平的贫困小城。罗伯特·里佐在这里做了17年的市政经理，他确实干得不错，将贝尔市从破产的边缘拯救出来，最终实现了收支平衡。但更值得关注的恐怕是他的薪水，1993年，里佐刚被聘任时的年薪是72000美元，而当他在2010年下台时，年薪已经高达78万7000美元！即便加入通货膨胀的因素，他的工资也足足增长了7倍，而美国总统的年薪也仅为40万美元。

看到这里，读者们恐怕会觉得，里佐一定使用了特别隐蔽而卑劣的手段才能骗取如此高额的薪酬，事实上，整件事竟然是贝尔市的选民按照法律程序间接批准的，只不过其中加入了非常精明的政治操作罢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05年，经市议会五名议员一致同意，贝尔市举行了一次特别投票，表决是否由“一般城市”转为“宪章城市”。这有什么区别？简单地说，“一般城市”的管理体制要符合州或联邦的相关规定，而“宪章城市”，顾名思义，自治权非常大，如何治理只由自己的城市宪章决定。但这种有关城市性质的技术性表决，实在无法吸引选民的热情参与，最终只有400多人来投票，其中多数表示赞成，于是宪章得以通过。正是这个城市管理宪章，将税收和支出的重要决策权授予了包括市政经理和市议员在内的极少数人。照理说，市议员是民选的，应该代表选民监督市政，为什么能同意给予市政经理如此多的薪水呢？因为这五名市议员中的四名，除了拿议员的基本薪水外，每月还能额外获得市政经理以会议补贴名义发放的8000美元津贴，这可是笔不菲的收入。就这样，市政经理将私人回报以慷慨薪酬的方式给予支持者，双方以此实现了政治上的互利互助。更可怕的是，这种严重侵害贝尔市民利益的行为还是完全合法的。

可是，贝尔这样的贫困小城，如何做到为政治人物支付高薪的同时，实现收支平衡？很简单，贝尔的房产税比周边地区高出50％，而税收正是由这些拿着高薪的一小撮人决定的。没有市议会的支持，这些政策都无法通过。组成市议会的五名议员，虽然都由民选产生，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在2009年的市议会选举中，贝尔市的9400名登记选民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出来投票，而事实上，当年拿到473票的人就能当选，也就是说，只要获得全市总人口中极小部分人的支持，就能赢得选举。基于贝尔市对满足某些条件的居民实行一种住房补贴，我们非常怀疑，这些关键选民以住房补贴的形式获得了相应的投票回报。看吧，利益分肥贯穿了贝尔小城政治过程的始终。

贝尔小城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统治法则的经验教训：“当一个领导掌握了权力，他或她的政治生存就取决于支持者组成的小小联盟（别忘了赢得市议员席位只需极少数选民的支持），而确保长期在位的方法就是给予支持者私人回报。”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政治就是获得和保持权力；第二，确保只靠少数人上位或在位，这是维持权力的

最好方式；第三，这些少数人要从许多人中挑选出来，并处于随时可替代的状态；第四，领导人在支持者联盟的支持下，通过财政收支来分配利益、维系权力。

历史上很多出色的政治哲学家都无法很好地解释政治过程，这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视角和方法有问题。只有从传统的思维习惯中跳出来，把政治和商业机构中的领导人看成是为了获得和维持权力而自私自利之人，才能更清晰地理解现实世界。我们必须承认，领导者们的算计和自利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对一个独裁者而言，统治的最佳方式莫过于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所说的：

“除非他从平等大众中挑出一批最具野心、最不安分者，将他们变成事实上而不仅是名义上的绅士，赐予他们城堡与领地，以及金钱与仆从。于是在这帮人的拥护下，他得以维持权力，而他们则在他的支持下满足自己的野心……”

一、政治的法则

1．路易十四的成功逆袭

无论在一个国家还是一间公司，领导者都不可能独自领导，他必须依靠或多或少的支持者联盟，所以，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确保支持者联盟的忠诚可靠。这一点，法兰西的路易十四做得很好。

路易十四在位超过70年，是法国最杰出的国王之一，但在他23岁亲政之初，面对的却是一个糟糕的烂摊子。当时的法国正处在破产边缘，经济衰败，财政混乱，手握大权的老贵族和军队将领们随时都可能发动政变或叛乱。路易十四很

清楚，他的王位正岌岌可危，只有做出改变，才有希望稳固权力，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变国家核心集团成员的结构。于是，他采取行动，提拔新人，向新贵族和平民将领打开了加入核心集团的大门，并想办法限制旧势力即老贵族的权力。就这样，路易十四把继承下来的支持者联盟逐渐改组，陆续加入对自己更加忠诚的新贵族和平民将领。而那些老贵族和将领们也明白，面对不断扩大的核心集团候选人的范围，自己必须向国王展现出忠诚才能保住权位。就这样，“路易十四与他的核心集团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从而长久维持了自己的统治。

2．政治的三个维度

就领导者获得和保持权力而言，相关政治力量可分为三类：“名义选择人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

名义选择人集团（可相互替代者）：在选择领导人的过程中，具有法定资格的人。在一个国家，通常指所有合格选民。在上市公司，通常指所有股东。在贝尔小城，就是那9400名登记选民。

实际选择人集团（有影响者）：真正参与了选择过程的人。在一个国家，是进行有效投票的选民。在上市公司，是那些有影响的机构投资者和重要股东。在贝尔小城，则是那2235名参与投票的市民。

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能够确保领导者掌权的最少数目的人。在一个国家，是保证胜选的最少数目选民。在上市公司，是那些能够真正挑选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者的人。在贝尔小城，就是那473名不可或缺者。对领导者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集团。

这三个维度几乎支配了世界上所有的统治体系。比如：

独裁制，意味着政府建立所依靠的致胜联盟人数很少，实际选择人集团的人数相对较少，而名义选择人集团的人数则非常庞大。比如苏联，所有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但并不能真正影响领导人的选择，致胜联盟由党内极少数核心成员组成。

民主制，意味着政府建立在数量庞大的致胜联盟和名义选择人集团的基础上，实际选择人集团的数量与名义选择人集团的数量几乎一样多。比如美国，即便在高效配置选票的条件下，致胜联盟依然要占全部选票的五分之一，英国的致胜联盟则需要达到总票数的四分之一。

君主制和军事独裁制，往往意味着国内三个集团的人数都很少。

前面说过，领导者能否保持权力取决于他能否有效赢得致胜联盟的忠诚和支持。就像在贝尔小城发生的那样，在致胜联盟人数较少的组织中，领导者常常征收重税以增加收入，并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回报致胜联盟。因此，小型致胜联盟往往助长腐败并漠视公共福利。但是，在一个致胜联盟人数非常庞大的组织中，通过私人回报的方式来收买忠诚变得不可行，因为资金会被极大摊薄。这样，领导者转而倾向于把钱花在能增进普遍福利的公共物品上，并把税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所有组织的政治运作都可以通过这三个集团的规模大小和互动关系来进行解释，领导者的行为也同样取决于这三个维度所限定的政治结构。

3．统治的五个法则

法则1：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不可或缺者越少，领导者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

法则2：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可相互替代者越多，致胜联盟中的人就越有危机感，从而对领导者保持忠诚。

法则3：掌控收入的分配。对领导者而言，最佳的资金分配方式，就是牺牲公共福利，满足少数挑选出来的核心支持者。

法则4：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保持你

的地位优势，一分钱都不要多给。

法则5：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普通人没有能力推翻你，致胜联盟则会。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上述法则在民主国家也行得通吗？当然，只不过同独裁者相比，民主领导人受到更多约束条件的限制，从而更加隐蔽巧妙地利用这些准则罢了。比如，大选前，政府常常会重划选区，这其实就是通过有效配置选票，让自己的致胜联盟变小，是法则1的要求。

所以，请记住，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希望尽可能长久地掌握更多权力，设法利用政治的三个维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统治的行为、艺术和科学”。

二、上台

1．挑战者的夺权秘籍

在专制国家，一名挑战者要夺取权力只需做好三件事：第一，除掉在位者；第二，控制国家机器；第三，组成有利于自己的致胜联盟。

除掉在位者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在位者去世或病重。垂死的领导人没法给他的联盟以报偿，这会促使致胜联盟另寻他人。无论是伊朗的霍梅尼还是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都选择了在最高领导人病情曝光的有利时机夺取政权，此时举足轻重的军方力量都不再愿意为维持旧政权而出力；二是挑战者开出足够诱人的价码去收买在位者的致胜联盟成员。比如，在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最后斗争中，叶利钦“通过大大提升俄罗斯联邦官僚们的预算自主权”来赢得他们的支持，从而瓦解了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三是现存的政治体制被战争或革命等外部力量压垮，此时，造反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致胜联盟对旧政权是否忠诚。而如果在现存体制下，统治者用于收买支持者的钱出现短缺，这些拿不到足够好处的关键力量是不会出来阻止造反的。1917年2月，俄国的革命者们之所以能够占领冬宫，就是因为收入减少的沙皇无力继续支付军队足够多的开销，结果便是军队在革命爆发后拒绝执行镇压命令。

一旦旧的领导人倒台，挑战者或继承者以最快的速度夺取国家机器是非常重要的。掌握武装就有力量去镇压其他可能出现的挑战者，控制国库则意味着有足够的财力来收买致胜联盟的支持。在权力更迭的时刻，“等待是非常冒险的行为，来得晚什么都没了”。因此，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中，一旦苏丹驾崩，皇子们会火速赶往首都君士坦丁堡，抢夺国库以赢得军队的支持。取得成功的新君还会杀掉一切潜在的竞争者，以确保统治安稳。

挑战者要明白，掌权后能继续维持统治的关键，是成立一个由支持者组成、足以确保自己在位的致胜联盟。在罗马教会发展史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教皇达玛苏斯一世就深谙其中之道，他的行为给我们提供了“如何操控不可或缺者、有影响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绝佳案例。达玛苏斯一世能够成为教皇，靠的是世俗统治者的强力支持，将更受普通信徒喜爱的竞争对手流放到外地以消除对他的威胁。但此后，他想尽办法调整信徒的组成结构，以增加支持力量，巩固到手的权力。一方面，他扩大了罗马普通基督教众的规模，并努力赢得他们的好感；另一方面，他锲而不舍地在罗马贵族中传教，寻求上层阶级和权势人物的认同，在人数扩张了的可相互替代者（名义选择人集团）和有影响者（实际选择人集团）中建立起一个小型致胜联盟，从而“确保了他个人和教皇权位得到忠诚持久的支持”。

2．夺权例证：多伊军士的总统之路

多伊是非洲国家利比里亚军队中的一名普通军士长，他出生在偏远的地方，几乎不识字，为了谋生加入军队。1980年4月12日，多伊和另外16名士官一起，翻墙去找总统请求发放工资，但随后，他抓住机会刺死了总统，逮捕并处决了13名内阁部长，然后宣布自己成为国家的新总统。

多伊自己都没料到事件的发展竟如此的戏剧性，他“根本不知道当一名总统应该做什么”，更不懂得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但是，“他知道如何夺取和保持权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多伊把政府和军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换成自己的同族人，并

把士兵的月工资提高了三倍，冷酷地“清洗掉任何不信任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通过军事利益的交换，获得了美国的直接经济援助。可以说，多伊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夺权的秘籍：除掉以前的总统，控制国家收入，建立致胜联盟，并给予他们刚好足以保持对他忠诚的钱。

事实上，作为国家领导人，多伊很不称职，在治理国家方面，他十分无能，统治期间，整个国家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但“只要他知道钱在哪里，知道该收买谁”，就能成功地坐稳权力宝座。而他在1989年的最终失败，也正是因为无法继续给予支持者足够的回报。

3．在民主国家如何上台

在民主国家，权力交替相对平和，但遵循的机制本质上是一样的，即废黜在位者、控制国家机器、给予致胜联盟充分的回报，只不过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上，同专制国家有所不同罢了。

在民主国家，领导人有任期限制而需要定期选举，从而在制度上给予挑战者以合法的机会。而由于“民主领导人需要的支持者人数非常庞大”，领导人不得不通过提供使所有人都能获益的公共物品来回报支持者，因为联盟规模大，内部个人获得的好处就相对有限，这无形中稀释了支持者的忠诚度，从而削弱了在位者的优势。民主领导人需要提出令支

持者喜欢的有效的公共政策，而挑战者很容易就能开出比现政府更高的回报价码，从而获得致胜联盟的支持，赢得选举。因此，民主政治是“关于好的政策理念的争夺战”。在二战中功勋卓著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由于未能提出足以吸引选民的战后政策，最终输掉了大选。当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必须控制政府机构才能上台执政，但在接管权力方面，他们无须着急，因为民主规则已经保证了政府权力能够顺利交接。

总之，无论在专制还是民主国家，无论是通过继承、政变、选举、起义、谋杀还是骚乱，成功的挑战者都遵循着以上三条基本原则。然而，上台执政并不是政治的结束，领导人须谨记，要想维持权力，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紧紧依靠一个忠诚的支持者联盟。